在抗疫過程中，我們不單學習了很多病毒知識，也介入了很多藥物和疫苗的內容。新冠藥物研發也開展了很多，比如雙黃連口服液、甘草酸、連花清瘟等，以及人們寄以厚望的瑞德西韋和氯喹等。

新冠病毒和 “新冠治療藥物”

從做藥標準來講，這些藥物可能對新冠有點輔助作用，但絕對不是治療新冠的藥物。盡管有關方面介入很多，但按照正常標準來講，截止目前我們還未能拿到合適的藥。其實最關鍵的是，一個藥最后出來時是否有效。

這就需要通過嚴格的臨床雙盲實驗來驗證。到現在為止，很多藥物的雙盲實驗實際上都是無效、或者效果很差。而該實驗是檢驗藥物有效性的金標準，臨床實驗可分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。因此，快速找到藥是不可能的。

一般來說，一期藥物的安全性大概得有上百人試用，此外還得查看對人體是否有副作用。瑞德西韋和氯喹已經是藥物，但想判斷有效性不是做幾個實驗就可以，一般實驗需要 100-500 人，三期實驗則需要更大的量，最終通過幾年驗證后才可以確定藥物。

從這樣的標準來講，大家聽說的很多藥實際上都不是治療新冠的藥物。藥物本質就是化學物質，而化學可幫助我們解決很多問題。以小分子酯酸醇為例，它是各種化學藥混在一起的混合物，大分子生物治療的分子實際上也是化合物，只不過是分子量比較大的化合物而已。

藥物本身只要安全、有效、可控、可及就可以，可及是來源比較方便。以疫苗為例，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研發出來后，是否有足夠的量讓大家用。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前，創新藥物的研發模式和老祖宗的做法沒有太大區別，都是 “神農嘗百草”，即自己試試有沒有效果。

現在大家也是從天然來源和其他來源找一些分子，通過動物實驗或細胞實驗，先在其他動物身上看看有沒有效應，最后再進入臨床階段。而自然來源的化學物是制藥的主要驅動力，這里可以給大家介紹幾個例子。

青霉素是偶然發現的可以抑制細菌的化合物，也是拯救了很多生命的化合物，現代抗生素工業正是青霉素引發的。過去幾十年，通過化學合成和半合成，人們發明了大概 20 多個不同的抗生素，這些抗生素的結構和青霉素長得很像，它們可以改變青霉素的毒副作用和抗藥性、不易被吸收等。

其他 70% 以上的抗生素都是天然產物和青霉素衍生物，包括四環素、紅霉素、萬古霉素等基本上都是天然來源的產物。另一個跟大家的健康很有關系，即降脂類藥物。比如立普妥，是全球第一大暢銷藥，也是制藥史上首個百億美元品種。

抗腫瘤藥物跟天然產物有著更久遠的關系。一般來講，細胞毒性的化合物被用來做抗腫瘤藥物，鬼臼毒素、喜樹堿、環磷酰胺、長春堿等都是早期研發的藥物。明星分子紫杉醇，一開始人們發現它有很強的細胞毒性，后來發現它有一個比較新穎的作用機制，最后發展成比較廣譜的抗腫瘤藥物。但這個藥也并非十全十美，大家可能聽說過多西紫杉醇這個藥物，它的生物利用度比紫杉醇還好，銷售量比紫杉醇還多。免疫抑制藥如環孢菌素、雷帕霉素等，也是天然分出來的，后來發展成了藥物。

冬蟲夏草類藥物的化合物含量很少，而化合物有免疫抑制的效應，后來諾華把它發展成藥物，并用于器官移植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療，以上是最新免疫抑制藥的案例。

自上世紀 90 年代之后，生物技術發展給新藥發現帶來翻天覆地的革命。現在靶向藥物的概念已經成形，過去用動物或人直接篩的藥，現在變成一開始用蛋白質篩藥。在此過程中發現，人類基因組測序也與此密切相關。

這是當代藥物研究的流程，一般是先鑒定一個有可能對病例產生關系的蛋白質，然后把它純化出來，接著用蛋白質篩小分子，生成先導化合物以后，再把它進一步優化，優化以后在動物身上驗證是否有好的活性，然后進行檢驗毒性。假如一切沒有問題，就會進入臨床，最后變成藥物。

現代藥物研發很有名的案例，就是格列衛治療白血病，電影《我不是藥神》里面就講到了這款藥。這款藥實際上很成功，從蛋白質找到發病機理，然后找小分子藥，最后發展成可有效治療某一類白血病的藥物，這是靶向藥物里很成功的工作，格列衛就是第一個通過激酶抑制劑成立的抗腫瘤藥。

目前，FDA 在 2020 年已經批準 50 多個小分子激酶抑制劑上市，大部分用于腫瘤治療，這應該是靶向藥物的主力軍。很多公司開發的大都是不同激酶的抑制劑，做的可能都是同樣的靶點。

關于制藥，以索非布韋價值鏈為例，這個藥是現代藥物歷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藥物，是人類第一次把病毒感染病完全治愈的藥物。這個藥物出現后，背后的制藥公司也從中型公司變成大型制藥公司。這款藥物現在在美國賣到一千美元一片。關于這個藥物我可以給大家講個故事。

這款藥物誕生后，原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陳凱先院士在北京開會，他聽到后的第一個反應是，這個藥掉到地上肯定撿回來吃，因為它的成分肯定很貴。但其實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每片含了 400 毫克的索非布韋。但實際上藥物原料的市場價就是 3800 塊錢，江蘇蘇州附近也有工廠在生產。

把工業化生產做到極致，藥物價格就可以降得非常低，但是藥企賣的那么貴，中間的利潤非常大，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老百姓這么憤怒，而《我不是藥神》講述的正是這樣的故事。

第一片藥價值十億美元這是真的，真正世界級重磅藥物，就是用錢砸出來的，真正要把一個化合物變成藥物，要等它的活性、選擇性、物質性質、代謝分布、毒性做完以后才能進入臨床，而臨床更是一個漫長過程，這也是為何花費十年、并耗費 10 億美元的原因。

舉一個極端例子，2009 年，全球制藥公司投入 1000 億美元左右，那一年 FDA 只批準了 25 個新藥。這意味著每個藥要賣到 40 億美元才能把成本收回來，實際上很多藥賣不到 40 億美元。所以那一年大家都覺得整個行業存在很大問題。

制藥是高度集成的，從科技上其難度不亞于芯片和航天，而且分散在不同地方看到的情況也不一樣，這需要幾百個不同學科的科學家參與。在此情況下，要真正從頭到尾研發藥，顯然需要很強的團隊精神，因此要用公司化的模式來推動，即真正要做藥還是得公司來。

在我國，專利藥一般都有專利壁壘，所以可以賣很高的價格。但在幾年前，大部分仿制藥賣得價格也很高，甚至和專利藥差不多，利潤大概是制造成本的二三十倍甚至更多。

為什么會這樣呢？因為推廣費用遠大于研發費用，這從很多制藥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報表就可以看出，非專利藥都可以掙錢，那么干嘛花錢做專利藥呢？再就是盈利不足的藥企，也沒有高額利潤去做創新。

但這五年來，已經發生變化。近年來，有 300 億元風險投資投向生物醫藥。大量在一流制藥公司工作多年的人才都已經回國，在蘇州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才，他們原來在國外做到很高級的職位，回國后開始創業。

在流程上，很多公司在各個環節上都可以提供國際標準測試服務。以上海張江為例，只要一個科學家帶一個秘書就可以做藥，因為只要有想法就可以讓人幫你合成化合物，然后讓別人測試活性，讓別人做動物實驗、臨床試驗，然后幫你推到臨床。

可以說，現在的創新環境非常好，其中也有國家政策的影響，審評速度也已經加快，過去審批可能得幾年，現在幾個月就可以。這樣一來，制藥企業更有研發動力，在過去非專利藥賣著專利藥的價格。相關政策實施以后，效果立馬立竿見影，這樣藥的價格降到原來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。

制藥公司原來的非正常利潤少了很多，但是專利藥還是可以賣高價，因為國家鼓勵創新。因此，新藥創新是未來藥企的生存之道，大小藥企做新藥的勁頭都很足。

講到醫藥，可以給大家介紹兩種：有機小分子藥和生物大分子藥。以后幾十年里，假如沒有大的變化，小分子藥還是主力軍，當前批準的藥里面大部分也是小分子藥，抗體藥雖然增加得不錯，但接下來還是有瓶頸的。

大家知道生命體是由大分子組成，小分子是微量的過程，小分子醫藥之所以發生作用，是因為你體內的某一個生物大分子在起作用，生物大分子的行業名字叫藥物靶點。現在真正能夠確認藥物靶點的有 500 到 1000 個，盡管有成千上萬的蛋白質和大分子，但是很多未必可以成為藥靶，不成藥靶去做藥肯定是死路一條，所以大家都是很謹慎地按照藥靶做化合物。

以 2011 年為例，臨床藥物靶點有 600 多個，其中一半是驗證過的，還有一半是新靶點。這么多制藥公司在開發化合物藥物，實際上大家都是同樣的目標。但是分子藥物不一樣，在制藥界有一個 Me-too 或者 Me-better 的問題。

當然我們國家也有雄心壯志來做 First in class，但這樣需要尋找新靶點和生物學機理創新，也需要生物學的驅動。下面這張表列出的很多藥物都是核苷類藥物，起碼有 50 多個的藥物效果都差不多。

下面就是索菲布韋，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也是 Me-too 或者 Me-better 的藥。現在我們國家也有一個政策，就是在新形勢下一定要做創新藥，我們現在也允許國外的藥直接進來，這樣國內做的藥就要及時跟蹤趨勢。

一個例子是國內明星藥企百濟神州發明了很重要的藥，這是美國 FDA 批準的、第一個正式在中國本土做出來的藥，一開始也花了很大力氣。在美國做臨床時，是跟另外一個藥做對比，最后的判定結果是優效性更好，這個藥現在每年銷售額差不多 80 億美元。

所以說 Me-better 一定要去做，另外在研發模式上，要從源頭做創新，實際上藥物公司非常發達的美國也是這樣做的。總結一下，國外同行在過去發展了差不多 10 個新藥，他們一開始都是在自己實驗室做出來，創辦一個小公司后被大公司收購，最后變成重磅炸彈的藥。

新藥在過去五年間，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快速模仿仍是國內制藥行業的主要發展模式，但是 Me-better 是致勝的關鍵，而國際合作可以帶來更大的市場。